
万历二十六年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了。若把时间拉回到公元1598年那个春天资深配资论坛网,北京城里的午门内外一片肃穆,殿试临近,来自各地的贡士正等着朝服加身、步入皇宫。没人想到,在那一场看似例行的殿试里,会诞生一卷后来曲折流传的“状元卷”,而且在中国大陆八百多位状元里,能留下完整试卷的,竟只有这一卷。
这位状元叫赵秉忠,彼时才二十五岁,来自山东益都郑母村,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青州一带。对当时的大明国来说,这不过是一次常规科举;但对后人来说,这份由他亲笔写就的殿试卷子,却成了研究明代科举制度、书法风格甚至政治思想的极为罕见的实物证据。
有意思的是,这卷纸在宫廷里静静躺过一段时间后,没有像别的殿试卷一样在档案中彻底消失,而是先被一个官员“顺走”,后来又被农家后人缝进衣服、藏进枕头,再辗转进入博物馆,最终甚至遭遇被保安装进包里偷走的惊险一幕。看似冷冰冰的一卷纸,背后连着的是官场兴衰、家族守护以及现代文物保护观念的起伏。
一、年轻状元与那卷殿试卷
如果把时间线拉回到赵秉忠少年时代,他的经历在明代读书人里并不算太特殊。出身官宦之家,自幼读四书五经,家里有条件、有氛围,求学的路相对平整。到了万历年间,社会矛盾逐渐显露,但对许多怀揣功名梦的读书人来说,最现实的目标还是“中个进士,求个出路”。
赵秉忠在乡试中举,又顺利通过会试,最终站在万历皇帝面前进行殿试。按当时的制度,殿试名义上不分优劣,但皇帝仍要在贡士中挑出“第一甲三名”,即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那一年,万历皇帝对这个来自山东的年轻人颇为满意,钦点他为“第一甲第一名”,自此一条仕途之路展开。
那份后来声名大噪的状元卷,就是殿试时呈到皇帝御前的那一卷。从今存实物看,这卷试卷装帧规格很高:全稿为十九折册页,总长约二百六十八厘米,高四十七点六厘米,封面、封底都用绸缎包裹,明显是殿试档案的正式格式。卷首顶格位置,朱笔写着“第一甲第一名”六个字,下钤皇帝大印,位置醒目,意义重大。
展开每一折,可以看到六行密密匝匝的蝇头小楷,字高宽约一厘米,全卷字数约两千六百余字。这样的写法,在今天看来几乎有些“虐待眼睛”,但在当时属于标准的科举卷面:字迹要匀称,行距要规整,不能潦草,更不能张扬个人风格,既要体现书法功底,又不能喧宾夺主。
从内容看,这份试卷并不是单纯的文章练笔,而是对治国方略的系统阐述。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几个要点:一是“实心先立”,也就是为政者要先端正内心、秉持诚信与担当;二是“实证继举”,强调施政要有切实的证据和成效,不能空谈;三是把民生、吏治、边防等问题放在一起综合考虑,认为只有上下同心、政令不虚,国家才可能长久太平。这种思路,与万历中后期的政治环境相对照,颇有针对性。
有意思的是,在卷末还有专门的附录部分,列出了赵秉忠的个人履历、祖上三代的大致情况,以及参与阅卷的官员姓名和职衔。这些信息在当时属于常规记载,但对后世的史家来说,却成了很直观的实物史料,可以对照《明史》以及各类方志、文献,对人名、官职、科举年号进行互证。
从殿试中得中状元后,赵秉忠步入仕途,历任官职,最终做到礼部尚书。这个位置在明代属于非常关键的中枢部门之一,涉及科举礼仪、朝会典章等事务。按理说,能在这样的岗位上做到朝廷重臣,也算“不负状元名号”。然而,命运的转折并不在登科之时,而是在政治风向变化之后。
二、辞官还乡,卷子随身回村
万历皇帝去世后,明朝进入天启年间。天启帝朱由校年幼继位,对朝政兴趣不大,朝堂之上大权渐渐落到宦官魏忠贤手里。到天启二年左右,魏忠贤已经形成势力庞大的“阉党集团”,朝中清流与之对立,冲突越来越尖锐。
身为礼部尚书,赵秉忠对这种局面极其不认同。他坚持以士大夫的标准衡量是非,多次上奏弹劾魏忠贤及其党羽。结果也可以预料,触怒权阉,立刻招来反扑,弹章纷至沓来,攻击他的言行。可以想象,在那样的气氛里,继续在朝为官已经极其艰难。
1622年前后,赵秉忠仕途二十余年,最终选择辞官归里。这一年按虚岁推算,他已年近五十。离开北京之前,他做了一件看起来有些“出格”的事——利用自己担任礼部尚书的便利,将当年那卷殿试状元卷悄悄带出了原本应属官府保管的档案系统,视作个人纪念,于是那卷本应留在朝廷档案里的纸卷,多出来一条“民间流传”的路线。
站在当时人的角度,这种举动并不好公开张扬。对于赵秉忠来说,这卷纸既是昔年登第时的象征,又是二十多年仕途兴衰的见证。辞官之际,心境难免复杂,有惭愧,有不甘,更有对故乡父老无从交代的歉意。后来在民间口耳相传中,便有了他“愧对乡亲,不敢衣锦还乡”的说法。
回到山东益都郑母村后不久,赵秉忠因郁结难解,郁郁而终。这样的人生结局,在明末党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并不鲜见。遗憾的是,个人的荣辱沉浮,往往只留下寥寥数句史书记载;反倒是那卷殿试试卷,随着家族的谨慎守护,在村庄里一代代传了下来。
自明末到清初,再到清代中期、晚期,赵家后人经历了改朝换代,也经历了地方战乱、农民起义、军阀混战。期间,这卷状元卷并没有被拿出去炫耀或买卖,而是被当成“传家宝”一样私下收藏,对外极少提及。正是这种近乎偏执的保护,才让这卷纸躲过兵火、躲过盗匪,也躲过种种难以预料的风险。
到了民国时期,社会局势依然动荡。文物大量流散海外,许多家族出于生计不得不变卖祖传器物、字画。赵家后人面对这卷被祖辈视作命根子的纸卷,却始终咬牙守住,没有因为短期经济压力松手。这一点,倒是值得特别记上一笔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,山东益都地区的行政区划几经调整,最终在1980年代定名为青州市。村庄在变化,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,但藏在枕头、衣襟、箱底的那卷纸,依旧悄无声息地待在农家小屋里,与朝堂、权力、名利都无关,只剩一段静默的等待。
三、从村里枕头,到博物馆展柜
1983年,是这卷状元卷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。那一年,青州市博物馆馆长魏振圣奔走于乡镇之间,做文物普查和征集工作。对地方博物馆而言,摸清本地历史文物底数,是一项基础而又艰巨的任务,需要走街串巷、逐村询问。
在走访到郑母村时,有村民向他提起一件看似不起眼、但听上去极不简单的事:村里赵姓人家,自称是明代状元赵秉忠的后代,屋里还藏着一卷“状元卷”。听到这里,魏振圣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对于一位常年与文物打交道的专业人士来说,这个信息分量极重。
“真有状元卷?保存到现在?”他反复确认,生怕是民间传说或误传。得到肯定答复后,他立刻找到自称为赵秉忠十三代孙的赵焕彬,说明来意,希望赵家能将这卷文物捐给国家,由博物馆统一保管。
赵焕彬的反应却很直接:“这是祖宗留下来的,几百年没出过门,怎么说给就给?”这样的回答并不难理解。对于一个普通农户来说,这份卷子和金钱、名头都关系不大,更像是家族记忆的承载物。即便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,他也难以轻易松口。
魏振圣没有退缩。既没有行政命令可以依仗,也没有资金可用,只能靠一张嘴、花时间。多次登门、 patiently解释文物的价值、安全风险以及国家对文物保护的态度,慢慢消除顾虑。几番周旋后,赵焕彬终于答应:“卷子可以拿出来给你们看,但谈捐不捐,那得再想想。”
等真正取卷的那一刻,场景颇为紧张。赵焕彬从床上拿起枕头,用剪刀小心地把枕套剪开,一卷包裹严实的纸册从棉絮中显露出来。他解释说,早些年自己曾把卷子缝在衣服里,随身贴身保管,后来担心日常走动、拉扯会磨损纸张,才改成缝在枕头里。这样看起来有些“土法”的办法,竟然硬生生保护了这件文物很多年。
卷子展开的一瞬间,魏振圣一眼就意识到,这不是一般的古纸,更不是简单的族谱、书帖,而是殿试档案级别的东西。朱笔“第一甲第一名”几个字极为醒目,册页十九折,字迹规整,纸质也明显非民间常见的粗纸。他当场断定,这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明代状元殿试卷真迹。
再见到这卷纸,赵焕彬心情复杂。既有对祖宗遗物的不舍,又隐隐意识到,把卷子放在家里,风险其实更大。一旦遇到火灾、水浸、盗贼,损失就不可挽回。经过反复权衡,他终究做出决定:将这件传家宝捐给国家,由青州市博物馆统一保管。
1983年6月,这卷状元卷被送往相关机构,由国内外多位文物与档案专家进行鉴定。经纸张、书写、印章、装裱等细致比对,一致认定为万历二十六年殿试状元卷真品。它的出现,为研究明代科举档案材料提供了实物支撑,也为故宫博物院等大型机构填补了明代状元试卷实物的空白。
从那以后,真品由青州市博物馆收藏,复制件分别送往故宫博物院和赵家保存。青州市博物馆把它作为镇馆之宝,陈列展出时层层加固,资料介绍也格外详细。对于很多研究者和观众来说,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展品,而是一条在纸上延续的明代制度史。
四、镇馆之宝,为何会被保安偷走
谁也没想到,这样一件来之不易、漂泊数百年才安顿在博物馆里的宝物,会在短短几年后遭遇新的风险。1991年夏天,青州市里的领导在会上突然接到急报:博物馆的状元卷不见了。
消息传来,会议立刻中断,相关负责人紧急赶往博物馆。展柜完好,但内部已空;库房查验后确认,是真品失踪。对地方政府来说,这不仅是一件文物被盗,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“镇馆之宝”失守,影响极大。
公安机关很快介入,成立专案组。调查刚开始,时任公安局长李洪才在现场巡视人群,留意每一位在场工作人员的表情。有人神情自若,有人焦急,有人愤怒。就在这时,他注意到一位博物馆保安人员——一边擦汗,一边避开警察视线,眼神闪烁,显得异常紧张。
“你怎么这么慌?”当有人随口这样问了一句时,对方只是勉强笑笑,没多说话。诡异的是,当天晚上,这名保安就突然失联,再也没有出现在岗位上。这样的反常举动,让专案组很快把他列入重点排查对象。
这名保安叫林春涛,曾在青州市博物馆担任安保工作。按周围人的说法,他平时对文史类书籍很感兴趣,还会四处打听、搜罗一些所谓的“古货”。更特别的是,一年前他还参与过一次考古发掘活动,对文物的种类、价值有了更多了解。
从这几条线索串起来,不难看出他对馆内那卷状元卷的“心思”。经过一段时间追查,案发九天后,警方将林春涛抓获。审讯中,他承认自己在一次值班时,趁人不备,从展柜或保管区域内将状元卷盗走,打算寻找机会出手换钱。
不得不说,这种“监守自盗”在文物案件中极为危险。一方面,内部人员熟悉安保流程、监控盲区,更容易得手;另一方面,一旦文物流出,往往面临被层层转卖、拆散、藏匿甚至毁损的风险。幸运的是,这次案件侦破及时,状元卷在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被完整追回。
案发之后,青州市博物馆对文物保管制度进行了整顿,增加了安全设施,也提升了内部人员的管理和教育力度。对于很多关心文物安全的人来说,这起案件留下的最大警示在于:文物的风险有时并不来自外部,而是来自最不应出问题的内部环节。
从万历殿试的御前纸卷,到明末党争中的“纪念品”,再到清代乡村里的传家宝、新中国成立后的民间收藏、青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物,最后又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盗窃与追索,这卷状元卷走过的路径,远远超出一般人对一件文物的想象。
从制度史角度看,它是明代科举制度的直观样本;从书法史看,它提供了一位状元在严格考试环境下所写的小楷范本;从社会史看,它折射出一个读书人家族在几百年中的坚守与顾虑;从当代文物保护实践看,它提醒人们,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,安全、管理与观念都需要不断更新。
也正因为这一路的波折,人们在展柜前看到那一行朱笔“第一甲第一名”时,不再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头衔,而会想起那位二十五岁青年在殿廷上对着皇帝陈述治国之策的身影,想起几十代后人在村屋里小心缝补枕头的动作资深配资论坛网,也会想到1991年夏天警灯闪烁的夜晚。纸是旧纸,事已成往事,但那种对历史痕迹的在意与守护,终究没有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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