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在线配资湘江血战担架上的对话改变中国命运

1934年12月，湘江的水红得刺眼。出发时浩浩荡荡的八万六千大军，渡过湘江后只剩三万残兵。沿途满是弃置的辎重和战士的遗体，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味。

在队伍中间，一副担架上躺着一个因严重疟疾而虚弱至极的中年人，连路都走不动，但眼神依旧明亮。他没有呻吟，也没有绝望，而是在这生死关头，用一张嘴把中国革命硬生生从崖边拉了回来。

当时的红军，与其说是战略转移，不如说是在“搬家”。指挥权握在博古和德国顾问李德手里，两人打仗更像是在画工程图——队伍带着沉重的印刷机、X光机、兵工厂车床，甚至还有文件柜和办公桌椅。几千担笨重物资压得五千多名挑夫步履艰难，行军速度一天不足二十里，红军最擅长的机动性完全丧失，成了蒋介石飞机的活靶子。李德更习惯在地图上划直线，不顾地形，刀山火海也要硬闯。面对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和口袋阵，他竟让装备简陋的红军死守阵地，与敌硬碰硬。

湘江一战，红五军团第34师作为最后的后卫，全师覆没。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，醒来后趁敌人不备，壮烈地绞断自己的肠子。惨烈的状况令每个红军战士心如刀割，老百姓痛哭着说“三年不喝湘江水，十年不吃湘江鱼。”这五万多条生命，与其说死于敌人的炮火，不如说死在教条主义的瞎指挥。那个用铅笔画线的洋顾问，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战场。

战后，部队士气跌至谷底，没人知道明天能否活着。此时，毛泽东提出要把自己的担架与王稼祥的担架并在一起。毛泽东病得脸色蜡黄，王稼祥腹部中弹未愈，还有政治局常委张闻天。行军途中，这三个躺在担架上的人，开始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深谈。

毛泽东不再拍桌子，而是指着路边的惨状问王稼祥这仗再这么打，红军还有出路吗？王稼祥虽是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之一，但在湘江的血海面前终于醒悟——李德那套行不通。毛泽东把道理细细剖开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不是红军不能打，而是路线错了。不能搞堡垒对堡垒，要穿插，要运动。他们一路批判“大搬家”的荒谬，商讨怎样摆脱敌人围追堵截。渐渐地，王稼祥彻底倒向毛泽东，张闻天也开始坚定支持他。担架上的三人团，为最高权力的重组铺好了伏笔。

12月12日，红军到了湖南通道县。李德还坚持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却不知蒋介石早已在那条路上布下更大的口袋阵，等着这三万人钻进去。如果真的去了，红军必将全军覆没。关键时刻，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大胆建议放弃湘西，转兵贵州。理由很简单——贵州军阀“双枪兵”战斗力弱，是敌人防守最薄弱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