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34年12月,湘江的水红得刺眼。出发时浩浩荡荡的八万六千大军,渡过湘江后只剩三万残兵。沿途满是弃置的辎重和战士的遗体,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味。
在队伍中间,一副担架上躺着一个因严重疟疾而虚弱至极的中年人,连路都走不动,但眼神依旧明亮。他没有呻吟,也没有绝望,而是在这生死关头,用一张嘴把中国革命硬生生从崖边拉了回来。
当时的红军,与其说是战略转移,不如说是在“搬家”。指挥权握在博古和德国顾问李德手里,两人打仗更像是在画工程图——队伍带着沉重的印刷机、X光机、兵工厂车床,甚至还有文件柜和办公桌椅。几千担笨重物资压得五千多名挑夫步履艰难,行军速度一天不足二十里,红军最擅长的机动性完全丧失,成了蒋介石飞机的活靶子。李德更习惯在地图上划直线,不顾地形,刀山火海也要硬闯。面对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和口袋阵,他竟让装备简陋的红军死守阵地,与敌硬碰硬。
湘江一战,红五军团第34师作为最后的后卫,全师覆没。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,醒来后趁敌人不备,壮烈地绞断自己的肠子。惨烈的状况令每个红军战士心如刀割,老百姓痛哭着说“三年不喝湘江水,十年不吃湘江鱼。”这五万多条生命,与其说死于敌人的炮火,不如说死在教条主义的瞎指挥。那个用铅笔画线的洋顾问,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战场。
战后,部队士气跌至谷底,没人知道明天能否活着。此时,毛泽东提出要把自己的担架与王稼祥的担架并在一起。毛泽东病得脸色蜡黄,王稼祥腹部中弹未愈,还有政治局常委张闻天。行军途中,这三个躺在担架上的人,开始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深谈。
毛泽东不再拍桌子,而是指着路边的惨状问王稼祥这仗再这么打,红军还有出路吗?王稼祥虽是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之一,但在湘江的血海面前终于醒悟——李德那套行不通。毛泽东把道理细细剖开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不是红军不能打,而是路线错了。不能搞堡垒对堡垒,要穿插,要运动。他们一路批判“大搬家”的荒谬,商讨怎样摆脱敌人围追堵截。渐渐地,王稼祥彻底倒向毛泽东,张闻天也开始坚定支持他。担架上的三人团,为最高权力的重组铺好了伏笔。
12月12日,红军到了湖南通道县。李德还坚持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,却不知蒋介石早已在那条路上布下更大的口袋阵,等着这三万人钻进去。如果真的去了,红军必将全军覆没。关键时刻,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大胆建议放弃湘西,转兵贵州。理由很简单——贵州军阀“双枪兵”战斗力弱,是敌人防守最薄弱的地方。
李德大怒拍桌,但这次情况不同了。王稼祥站出来支持杭州在线配资,张闻天站出来支持,周恩来也赞同。大家受够了洋顾问的瞎指挥,受够了看着战友无谓牺牲,“实事求是”终于压过了教条主义。红军猛然转向,甩开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,直插贵州。这一转,不只是军事上的机动,更是精神上的独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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